关于三.一八惨案

背景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经过

1926年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

结果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國會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抚恤令”，国务院“阁员总辞职”。但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丧失殆尽，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

影响

《泰晤士报》称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

段祺瑞（1863年—1936年）

原名启瑞，字芝泉，中國安徽合肥（今属肥西县）人，為民國時期军阀、政治家。

段祺瑞祖父及叔父皆為淮軍將領。1885年考入北洋武備學堂，習炮科。1889年獲選派到德國留學兩年學習軍事。回中國後加入袁世凯手下，於小站練兵，成為袁的親信，与冯国璋、王士珍並称为“北洋三杰”(亦被稱為龍、虎、狗；王為龍，段為虎，馮為狗)。中華民國建立之後，段祺瑞出任陸軍總長，1913年，一度代理国务总理，調兵鎮壓二次革命。此後又署理湖北都督兼領河南都督。

袁世凯倒台后领導親信加入北洋政府。他是军阀派系內的皖系头目。1917年擔任國務總理期間與總統黎元洪之間因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引發府院之争，引發由张勋领导的溥儀復辟。復辟歷時十二日後即被段镇压。他曾于1924年至1926年接替直系军阀首脑，贿选上台的曹錕，任北洋政府的临时执政。1926年参与制造了屠杀北京爱国运动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同年4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租界当寓公，自号正道居士。1933年2月段祺瑞移居上海，1935年被任命為国民政府委员，但没有就职。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葬於万安公墓。

　　我们留美的一年之内，当初出国时所憧憬着一个未来中国的富强康乐之景象，已经烟散云消。在这一年之内太平洋西岸中国的内战已全面展开。马歇尔被召回国。美国从此对中国采取不与闻政策。白修德的书也在此年之内销售四十五万册，内中将中国说得无一是处而尤以攻击国民政府及国军时为盛。国军占领延安的消息传来，各家电影公司早已将当地情景摄为新闻短片，在正片之前演放。内中只看出一连串的窑洞，总之就是一片赤贫。参谋大学的美国同学有时也根据这些情节逼问：“黄，你们在打什么？”

　　我也希望有人能给我一个答案。

　　新年之前学校休假两星期，我趁着这机会游历东部。出入火车时听着其他旅客唱说：“中国军队来了！”其声调之中已带着讥讽成分。也正在这时候北京的一位女大学生传说被美军奸污，国内各城市展开一片反美风潮，这倒增加了华盛顿将美军全部撤出的凭借。

　　然而美国之言论自由，也并不是完全由各人自叙衷曲。其实媒体以商业方式经营总离不了生意经，尤其重要的报道必根据潜在的群众的意向为依归。有时宁可把白的说得更白，黑的说得愈黑，不能违背潮流。一般的美国人以为美国介入第二次大战旨在“拯救中国”，可是到头无一好处，而战后之中国仍是西方之赘疣，不免厌恶，只望政府勿再卷入国共冲突之漩涡。以后杜鲁门作回忆录就提出此中关键。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也包括了不少各人本身意向不同的打算。比如说我因朋友介绍在华盛顿晤见了一位政治意识浓厚之人士，他自己对美国的内政主张前进左倾，因之也对中共同情。后来提到北京美军的案件他问我意向如何，我只说希望此事不致动摇美国援助中国战后复兴的大前提。他就两眼对我直视然后发问：“假使你的姊妹给人糟蹋，你也会同样的置之不闻不问？”

　　这期间的种族成见仍未如今日之一般地破除。各界如提及中国内战就有人解释总是有色人种不知如何治理自己之故。纵使参大教课无人如此直说，私人谈吐间这种意见已见诸言表，只是他们稍留情面，在我们中国学员面前保持五至十英尺的距离而已。我们人事系里有一位英军中校曾服务于印度（此时印度正要求独立），他眼下的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黑人出于同一范畴，总之就是需人管制。

　　倒只有参大校长哲乐中将毫无如是的观念。“哦，内战。”他曾在一次接待会里说起。“内战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地方？只因国民爱国心长才有内战！瞧我的祖父这一代，他的兄弟堂兄弟一起参加，有的在南方军，有的在北方军……”

　　可是哲乐将军没有想及美国的南北战争距此已近百年，其经历已写成一段史诗。战胜的像葛兰特（Grant）和薛曼（Sherman）及薛里顿（Sheridan）等固然是功勋炳烈，至今各人铜像尚植立于雷温乌兹要塞内各处，即失败的也虽败犹荣。如李将军（Lee）和杰克逊（Jackson）等已是万人崇拜的偶像，即如西尔（Hill）及史都华（Stuart）也仍是流风遗韵尚在，是史书中罗曼蒂克色彩浓厚的人物。只有我们的内战说来无非军人逞凶人民涂炭。我们穿着制服即在国外被人瞧不起，回国之后所有的薪给不足以成家立业，还在被人唾弃。遇到前方归来的同事所述更为寒心：“他妈的，老子们在前线拼命，有的人已经打死了，报升一个团长，还说年资不足被批驳回来。你们倒在后方反饥饿反内战干的鸟劲！”

　　即是至今已近半个世纪，40年代的内战仍是一个令人情绪激动的题目。因为这一串事情之发生，影响及于我自己大半的生涯，（我们这一代又何人不如此？）我曾对之经过多度的思量与扪心自问。虽然也衷心冲突，前后观感不同，却自始至终从未以为内战之展开总不外两方意气用事，领导人物只为自己权势打算。要是果真如此则所有的好人全部袖手旁观，中国的国事一直被人垄断操纵，以致误入迷途，一错再错，就四十多年。总之人类的纪录中没有这样简单而又不合理之“历史”。

　　曾任《纽约时报》的编辑兼通讯员沙利斯百里（HarrisonSalisbury）曾经说过中国像一颗洋葱，剥去一层皮尚有一层。亦即背景之后又有背景。所以只据表面上发生的事情评判，多不中肯。而尤以各人人身经历所作的报道，最易为局部的视界束缚，也更容易为感情作用蒙蔽。

　　体制改变的转机

　　中国自1941年至1991年有了很大的转变，只举一个例：今日台湾的对外贸易与外汇存底都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即大陆之输出入也近于每年千亿美元之数，这同是五十年前不能想像之事。可见得前后之间两方体制都已经过重要的转变。抗战与内战本身不能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却安排了体制改变的转机。只有事后看来，我们才能觉悟到变更的幅度之大。从一个“开祠堂门打屁股”的社会进而为一个“十年之内国民生产总值又翻一番”的社会，犹如一只走兽之化为飞禽，此中不能避免蜕变之苦痛。

　　这样体制之改变曾涉及世界所有的先进国家。在马克思看来，总之即是从“封建体制”进人“资本家时代”（马克思未曾用“资本主义”字样）。可是我们觉得亚当·斯密所说，一是“农业之系统”，一是“商业之系统”，讲来比较适切。

　　大凡商业体制，内中各物都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军队为社会之反映，我们在美国参大就学的一年就已充分的理解到此中性格。美军兵员之补充，可以用“油管制”。一个烤面包排可以配属到此一军部，也可以派遣至另一军部，其他武器装备，也无不如此。从无部队长官据为私物。因为美国之兵团armycorps（即中国之军）非建制单位，所辖之师全系临时配属。我曾问雷温乌兹的同学。“要是兵团长不满意某师师长，那他如何办？”

　　“怎么办？如果情形严重下令给他免职是也。”一个同学如此的回答。其他的也点头称是。虽说这样的事体不多，这已是公认之原则。

　　要是在中国，问题就多了。谁是谁的人，哪一个师属于哪一派的系统，早是众所周知的公开秘密。要是我们不熟悉这些门径，就不能当参谋。起先我们还以为这全由于中国人道德标准低，私情重于公益。直到我自己在军队被打垮之后，再度来美，重新学历史，又经过多年之思量，才领悟到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传统的管制办法着重“尊卑、男女、长幼”。亦即是利用血缘关系与社会价值控制着无数农村，各地构成无数小圈圈。平日对内不设防，不仅无力经营现代工商业，且无适当的税收来源，筹办现代化的政府与军队。

　　从北伐到抗战这一阶段，国民党之所作为即是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连现代型的军队在内。蒋家军虽然以“黄埔嫡系”为中心，其他军阀杂牌部队也随着兼容并包。即如我们的驻印军新二十二师由杜聿明的第五军抽来，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即系财政部税警团的后身。新三十师由四川的第二十五补充兵训练处扩充而成。密支那战役之后，史迪威认为新三十师作战不力，将师长胡素和两个团长一并撤职，限二十四小时离开缅甸战场，遗缺由其他两师的部队长升级接充。这事曾和重庆统帅部发生相当的摩擦。表面看来史迪威不顾中国的政治背景，只以军队效率为前提。可是在他不知不觉之中业已另自构成“洋将史家系统”。要不是他自己不久之后，被蒋委员长要求免职，他之作为的后果尚不能臆度。

　　只因为兵工与军需都是临时筹措，也无法全盘支配。所以我提议研究这段历史时，历史家不要先存有当日中国已是一个统一基础稳固完善国家的想法。实在此时应由体制不合时代或已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很多情形之下，青黄不接大可以和魏晋南北朝一段比拟。很多人物的举动也和《三国演义》所叙接近，即是在地缘政治中行止未定，只能以人身关系为依归。张发奎称“铁军”，以叶挺做先锋、贺龙任包抄、黄琪翔为预备队，战无不胜，也并不是战术高妙，乃是数人意识形态接近，又在统御经理上互相信任，结为盟友死士，才能充分的分工合作。后来环境变迁，各人也不能再创奇迹。

　　国军将领中“贪污无能”的情事，诚然有之，但是这是一种组织不够条件的现象，不是败坏大局的原因。穷究其极，还是国家缺乏适当的资源去支持三百多个师，因之不能避免采取包办制。我任少尉至少校的一阶段月薪一再调整，总不外值美金三元五元，只是在南京时，同公务员待遇，不时尚发得食米五斗、布料一段，有时甚至香烟一条、酱油若干（各人自备瓶领取）而已。其在野战军里实等于无给制。高级将领既要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又要周济家人贫病的部下，不能不控制一部分的钱财物资。可是假公为私之门一开，即无法区分贪污与不贪污。及至内战的尾段，中枢以飞机将钞票运至前方，报载前方将领又以飞机载运回后方购买物资，甚可能实有其事，当日物价三日五日大涨，除此之外无从保存纸币之购买力。

　　美国在华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少将（DavidBarr）以后在美国国会作证，他任团长时国军未曾缺乏弹药器械。这话题也值得研究。军火与装备的总吨位，不是决定战局惟一之因素。装备既加重，交通通讯的器材也要成比例的增高。既有繁复之后勤，又需要社会上生产与分配的条件做同样的支应。这有如一个人之体力，与骨骼血液和神经系统甚至整个健康互相关联，非筋肉可以单独奏效。以后美国的“白皮书”出，内称装备国军三十六个师，历年也耗费美金二百亿元。曾参与接收物资的刘德星少将（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谋，不知何往）就和我说及这并不是有计划按比例的供应。当中估价的情形不说，只是美军复员时弃置在太平洋上各岛的物资，此处弹药一堆，彼间香烟奶粉若干，一并加入计算。以后前往东北之国军，所穿制服靴鞋不合分寸，多余之装备无从转运。也有其他战区野炮一营在战场上只备有炮弹五百发，部队长吝不敢用，最后连弹带炮被共军掳获等事。可见得只叙实情不提背景，仍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双方都想避免贫穷

　　这样说来1945至1949年内战的意义何在？

　　内战仍是中国从农业管制之方式进入而以商业条例管制社会的大过程中之一环节。简概言之，国民政府因着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一个高层机构的工作业已初步完成，此时虽仍有正规部队与杂牌部队，嫡系与旁系，军队在大前提之下已受统一军令之支配，军阀割据之局面从此失去凭借。所缺乏的是下层机构。这时候农村里面的保甲，仍与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为表里，即纵经整理也只能供应曾国藩式的湘勇，无从支持为数几百万以铁道汽车运兵的现代军队。

　　国民政府的着想乃是接收大量的外援，将城市及沿海的经济力量辐射到乡村中去（以后在台湾就大体上用这政策成功），可是以问题及范围之庞大，如果行之于大陆，等于要美国国民平白供应中国国家支出数十年并且为之动员设计，也难免不派兵长期驻华，所以杜鲁门及马歇尔的不介入之方针，并非全无历史眼光的短视政策，只是如此说来中国的问题输血既无着落，只有开刀。在此我们也可以注意白修德在《雷声后之中国》说出：“中国若不改组，只有灭亡。”

　　中共的决策，简言之即是开刀。只是今日几十年后有了历史之纵深我们可以指说“打土豪分田地”并不是本身之目的。其在历史上的意义，有似隋唐之均田，亦即造成一个共同的低层组织，作为府兵制及租庸调的税收政策之基础。此时中共全面的避免都市文化，也忽视高层机构。大兵团的行动只用无线电协定，表面看来好像从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倒退一步，可是从此即在农村之中造成了一个稳健的基础。林彪谓之为“以乡村包围城市”，其实人民解放军的战胜国军，得益于其就地征兵取粮，补给线缩短，无防御性的顾虑（即是延安根据地也可以放弃），因之战斗意识旺盛。在这多方面有似于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其均一雷同之组织，战败北宋。10世纪以来的赵宋王朝担待着一个多元经济和城市文化的负担，很多看来有利的因素放在广大的疆域里，只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缺乏组织与结构，徒为大部队行动之牵制与顾虑，却又不能放弃。国民政府在1945至1949年间的处境与之相似。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一直维持着若干战时体制的性格。他们的设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这一观念直到1985年6月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才正式宣布放弃（见北京周报社1987年出版的《中共十三大与中国改革》，页五三）。又在建立人民共和国后，“据估计三十年来在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蔽的农民总贡赋为六千亿元以上”（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发展研究通讯》1986年12月总第四十五期，页五），所以从历史的长远角度看来，他们群众运动仍着眼于马克思所谓“原始的存积资本”并非遂行共产主义，从延安住窑洞到深圳建造摩天楼当中有了一段极长远的距离。内中情节，不是我们“褒贬”所能左右动摇的既成事实。即是将之“三七开”或“七三开”也无益干事。中国的内战彼此驱农民作生死斗，与美国南北战争时两方都由中产阶级人士积极参与支撑的不同，因之无从将之解释而为一段读之不倦令人徘徊景慕的事迹。可是虽如是，中国经过内战业已达到体制上改变之转机。此后之发展在中国历史内无成例，却可以与17世纪以降西欧各国尤其英国与荷兰纵横曲折的经过遥远相比。

　　如果今日我又遇到参大四十五年以前的同学再问到当日的问题，我们在打什么，我即可以从一个学历史的从业员之身份解释：双方都志在组织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彼此都想避免穷困。